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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讨论时，黄大年的那种方式一开始让董树文也受不了。他跟人们也交流过，会上最直言的就是黄大年，台上还没讲完，他底下就给你“捣乱”。

    “院长，这个目标我认为定得有点儿不太科学！”

    董树文隐忍地问：“大年，你等我讲完再说行不行？”

    结果黄大年愣是回了句：“不行！你们不能这样说！”

    慢慢地，董树文意识到这不是坏事，间接地也就接受了。此后，凡是深探项目的会议，大家把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讨论，不再“弯弯绕”，也没了背后的“小动作”。

    深探专项第九项目做第一次年度汇报的时候，黄大年的课题按次序被排在最后。他上台汇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了，底下的领导和专家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都满脸疲态。黄大年当着众人的面跟董树文“发飙”了，“领导怎么这么不重视？两天的会，第一天下午就走了。你也不重视！”

    “我怎么不重视了？”

    “装备是深探事业的硬件基础和关键支撑，你把我的汇报安排在最后一个，大家都没有兴趣听了，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反馈，这么做还有什么意思？”

    董树文听了，觉得有道理。第二年汇报，他说服其他项目，把第九项目安排在了第二个，结果黄大年就像孩子得了块儿糖，心满意足。

    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7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

    201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专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

    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

    为梦想而行动！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

    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九项目的结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深部探测5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50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平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带回来一股清流。”

    以至于有些会议他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认为，“黄大年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得不直’等表面的问题去规避风险。”

    很多青年学者见了他，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他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黄大年说：“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组，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

    杨长春感到，如果一个首席科学家，认真地、带着情怀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是会推动起来的。有很多过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来也感到，黄大年的建议是有益的、真诚的，也开始向他求教、与他交流。

    渐渐，只要知道他在学校，总会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师来请教，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他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王郁涵开玩笑说，“得准备个叫号机”了。那些学术问题，哪有那么容易讲清楚，可是黄老师从来不嫌烦，会给他们掰开揉碎地讲上两三个小时。

    轮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却抽不出时间了。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婉拒：“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不到。

    他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有人劝他：“黄老师，咱也当个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可他说：“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塌下心来，水到渠成。”

    一次，高平到吉林出差，特意去黄大年的办公室看了看。他热情地带着她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从这个设备看到那个仪器。

    看到这些与国外完全接轨的开放研究空间，高平问他：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黄大年高兴地回答说：“你看！我有一支团队了，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黄大年最得意的是他设计的茶思屋。在507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干净素雅，沙发、音响、投影、吧台……入门处的书架上，摆放着最新出版的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直通屋顶的欧式酒柜上，团队的奖状奖杯摆在最上面，白酒、红酒、香槟摆在中间，下面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一应俱全。

    从一间空屋子开始，黄大年用自己的钱，一点一点添置了茶思屋的各种家当。在这里，他常会惬意地煮一壶咖啡，与来访的外国专家交流观点。或是叫上三五团队师生，来一场“头脑风暴”。每年圣诞节，这里的圣诞树、蛋糕、水果、啤酒，还有空灵的圣歌，都令他仿佛回到剑桥生活。

    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儿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滋润。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似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

    “大年号”无人机：完美弧线的背后

    “显利，不用说了，咱不干了！”

    2014年9月的一天，507办公室，黄大年一拍桌子，厉声打断了团队成员于显利的汇报。

    王郁涵送进来一杯咖啡，知道是无人机库的事情进展不顺，劝道：“黄老师，您先消消气。”

    “是啊，您消消气，您看咱们都走到这步了，现在不干太可惜了。”于显利也劝。

    于显利的手里，攥着一张纸，那是搭建无人机库的审批申请。作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究的关键环节，无人机的研制与存放需要机库。而机库作为临时建筑，在选址、搭建、消防、管理等方面涉及学校多个部门，需要逐项审批。

    这件事，黄大年交办给于显利。可是过了大半年，签章只进行了一半。

    每个部门，必须一把手签字；签字顺序，需要依照部门职能排序；每个部门的一把手，都有几个校区的事情需要处理，如果起初跟一个部门约好了，结果有事耽搁晚来几分钟，就只能再约下次。赶上一把手出差，就得等上十天半个月。

    把这些字签完，就可以给无人机安家了。

    黄大年盼啊，盼啊，那个在年轻时就曾经萌发的梦想也终于可以安家了。

    在英国时，他和同事们渐渐掌控了移动探测技术。每次随外方舰艇出海研究，望着在甲板上轻盈飞起而又平稳落下的无人直升机，他都会在内心慨叹：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拥有这样的技术？

    现在，随着“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项目的推进，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

    一连数月，黄大年一头扎进这个新项目的调研，一有空就跑到无人机模型销售的店铺，看看这个、再试试那个，有几次店主都要打烊了，他还赖着不走，最后只能自己掏钱，直接把模型抱回办公室，像是捡了个宝，乐得合不拢嘴。

    样机采购回来，需要赶紧搭建机库，但让黄大年没想到的是，机库搭建竟然如此曲折。

    一开始，团队在食堂旁边的空地上找了个位置，一圈审批跑下来到了公示的时候，附近的老百姓不干了，说盖上以后把自家房子的光挡没了，一闹就闯进了地质宫。

    静静的走廊上，几个大爷大妈吵吵嚷嚷走了过来。

    “就这儿，这就是那个黄大年的办公室！”

    黄大年闻声出来：“你们有什么事？”

    “你就是黄大年啊？听说你要盖什么无人机库？你为啥非得在我们家门口盖？把我们的光都挡了！你要盖，我们不同意！”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闹起来了，更有甚者不管不顾地指着他的鼻子，骂得难听。

    黄大年十分和气地给他们讲道理：“这是国家的项目，我们是在为国家做事，还希望你们支持我们啊。”

    来人根本不听，被劝回去之后又几次三番闹到学校。实在没辙，只得在地质宫旁边的空地上勉强挤出一块地方。

    这么一折腾，就到了10月。虽是秋天，可长春的封冻季节眼看就铺天盖地地来了。好不容易批下来的机库，就在最不适宜的季节动工了。

    黄大年找到先期去北京进修学习无人机技术归来的退休教师王永泉，请这位校内有名的“动手大王”帮忙组织施工。

    从设计草图到打地基，从搭建钢板骨架到做圈梁和墙围，王永泉几乎天天蹲在工地。他知道黄老师把这一块看得很重，他也明白黄老师知道国家战略往哪儿走，“他往哪儿指，大家就跟着往哪儿奔”。

    天气渐凉，黄大年自己掏了千把块钱给王永泉，叮嘱他每天给施工人员购买食品并熬制红糖姜水，给大家暖暖身子。他说：“王老师，如果施工时间太晚，就请大家吃顿饭，钱不够千万要记得和我说。”

    入了冬，机库的架子终于搭起来了。只要不出差，黄大年总要过来看看。有些工程只允许夜间施工，他就加完了班，直接拎着面包和可乐来了。

    长春的冬夜难熬啊！太阳一落山，外面就是零下20多摄氏度，钢架结构的机库俨然就是冰库。黄大年蹲在一边，草草糊弄两口，就开始帮着工人们递工具、搬建材。有时实在太冷，他就找件军大衣，直接套在羽绒服外面。

    2015年3月的一天，就在机库即将竣工的时候，于显利突然发现机库临街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告知书：“限该建筑所有权人于2015年4月2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我局将依照有关规定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依法强制拆除。”

    于显利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地质宫，把这个情况告诉黄老师。黄大年立刻向学校做了汇报，又给有关部门打了报告，大意是“这属于搞科研的民事建筑，不用的时候我们就拆掉了”。对方回复“收到了”，一时风平浪静。

    然而，一直让人隐隐不安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刚过正午，突然有学生推开门：“黄老师，有人要来拆机库！”

    黄大年腾地一下站起来，径自冲了出去。学生们也跟在后面，都赶了过去。

    机库门前，水泥地面映着正午的阳光，微微有些晃眼。一辆卡车正对大门，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黄大年对着领头来的人说：“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报告，这是违建，必须拆！”

    黄大年没有工夫思考，他的心里只有机库，它就像个难产的孩子，他实在接受不了它的夭折！

    卡车的引擎咆哮着，掀起气雾般的灰尘，弥漫在空气中。

    这时，黄大年突然闪身向前，直挺挺往车前一躺，此刻的他只有一个念头：除非从我身上压过去！ 
    卡车停了，车头的前盖还晃晃悠悠地抖着。

    学校领导赶来了，黄大年在空地上躺了许久，迎着刺目的阳光，那阳光刺得他的眼睛一阵酸涩。

    工人们傻眼了：原来这个“打下手”的是个大专家啊！

    无人机库保住了。黄大年却被很多人看成了“疯子”。

    黄大年听闻，毫不介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有了机库，无人机可以开始做实验了。黄大年发掘的两个苗子要上场了。

    博士生周帅对无人机的兴趣是被黄大年“鼓吹”的。“老师说他在海外做探测，飞机在上面飞，他跟同事们就在一旁喝咖啡，咖啡喝完了，活儿也干完了！”

    黄大年送周帅去做操控手，学费很贵，他二话没说，直接从工资里取了3万元。两个月后，周帅顺利结业，黄大年捧着他的执照，像孩子一样开心地笑了。

    黄大年又找到曾在大庆油田工作的张代磊，培养他专攻无人机操控与探测仪器搭载。

    无人机搭载探测仪器，并不是简单地把机器放置在无人机上，要考虑载荷、连接、平衡、减震、飞行距离、数据监控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为了完善技术参数，黄大年常常连夜查阅资料，然后实地对测试工作提出指导建议。

    一次在保定，黄大年带着资料满脸倦容赶到测试现场，累得实在挺不住了，就躲到工作车里去打盹。在中国地质大学工作的老同学张贵宾恰好也来了，想拉着大年叙叙旧。找到他时，愣住了：在无人机测试车的轰鸣声中，大年就裹着件夹克，蜷着腿睡着了，像极了工地上席地而卧的农民工……

    就是这位“科研民工”，组织研发和集成智能化无人机搭载平台和相关减震稳定平台，攻关低磁低静电特殊材料组合、垂直安全起降、快速稳定平移等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了吉林大学在无人机领域高起点的新兴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方向。

    就是这位“科研民工”，主动联系中国航空学会组织部领导和吉林大学校领导，促成吉林大学加入中国航空学会；当得知浙江余姚想要发展无人机产业，主动带着团队到当地进行对接合作；他在多个部门和机构间奔走，推动吉林省建成“无人机产学研用基地”……

    转眼到了无人机成果展示的关键时刻。“吉林大学留学人员助推吉林省无人机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的启动仪式要在珲春市举行，但黄大年因为连续熬夜右眼角发了炎，他自己没在意，竟用一根牙签挑破了眼角的肿块，结果引发严重感染，有人建议活动推迟，可他却坚持按原计划进行。

    还能更高、更远！在黄大年的心中，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而又迫切。即使眼部的疼痛让他无法入眠，只要看到那伸展的机翼、加速度地腾飞，他就心满意足、乐而忘忧了。

    无人机出彩了！珲春的活动成功了！黄大年精神饱满、忙里忙外，主持论坛、发表演讲，到生产企业进行指导，又组织近两个半小时的试飞演示。从始至终，他眼角覆着厚厚的纱布，但嘴角却挂着欣慰的微笑。

    姚立华依稀记得，试飞成功后，黄老师和他的爱人张艳一同出现在庆祝现场。大家请他讲话，他突然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要给我的妻子唱首歌。”事后才知道，那天正好是张艳的生日。

    一首《爱在深秋》，让姚立华看到黄老师的另外一面。她心里反复在想：黄老师看张老师的眼神里什么都有，歉意、疼爱、无法分身的无奈……他不爱家吗？他真什么都不顾了吗？他心里有家人、有朋友，但他想用他的生命创造一个更大的价值！

    这更大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姚立华始终在慢慢品味：黄老师的爱很大，不是儿女情长，而是远远超出常人的境界。他之所以这么拼命，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得到国际尊重，站在他的高度，他心里担负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瞿秋白在牺牲前曾说：“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黄大年的无人机，就是涅槃重生的凤凰。

    无人机的技术日臻成熟。2016年12月13日，于显利带着三个学生，刚刚把无人机运到广州，参加即将举行的“千人计划”专家科研成果展，黄大年却被医生强制住院，无法参加。

    于显利在微信上给黄老师汇报：“我们计划18日出发，18日晚上到达，19日和20日两天布置会场，这样时间充裕些；刚才与您的学生唐水亮联系上，他也是18日到达，我们会齐心协力把展会办好，彰显黄老师团队的科研成果，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

    “出息了，顶个了，真高兴！”看着于显利发来的照片，黄大年微信里竖起大拇指。

    收到这个回复，于显利心里暖暖的。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黄老师给他最后的留言。

    2017年1月4日傍晚，贾继伟和张代磊在医院陪护，黄大年最后一次从ICU被送进手术室。张代磊扶着推车，心疼地望着黄老师：他的身体因积水而严重浮肿，胳膊上、腹腔里，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全都插满管子。

    落日余晖，此刻正撒在黄大年脸上。他突然眯起眼，微微举起手臂，试图挡住那簇微弱的光。张代磊见状，连忙用手给黄老师遮住。

    黄大年的生命，就从此刻起，与天地间的万丈阳光隔绝了……

    得知黄老师去世的消息，姚立华懵了，她想了很久，想不通，又想了很久，想通了。

    她想起黄老师在无人机放飞仪式上唱起的那首“情歌”，她想起有一次他说，他一定要学会《我爱你，中国》……

    可是，黄老师太忙了！为了他热爱的事业，他几乎放弃了所有他喜爱的消遣，就连唱歌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奢侈。

    2016年10月2日深夜，黄大年曾把《我和我的祖国》的歌词一字不落地发进深探项目微信群，告诉大家“如果今夜难眠，戴上耳机听听小提琴曲《我和我的祖国》，动听悠扬，遐想入睡”。

    一个多月后，他又在“吉大海归群”里询问曾在校庆晚会上合唱的《共和国之恋》。“一天一夜没睡了，那么长时间刚吃完一顿饭，就想听她！”

    偶尔在差旅间隙听听这些歌，黄大年浑身上下的力气又回来了。他把生命之火烧得更旺，为了“她”继续奔跑、攀登，直到最后一刻！

    生命倒计时

    2015年9月的一天，司机刘国秋给黄大年的秘书王郁涵下了最后通牒：“小王，连着3天半夜拉活儿，这咋整？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电话里，王郁涵赶紧说好话，“坐车的老师很辛苦，刘师傅您好心帮帮忙吧！”

    刘国秋是王郁涵为黄大年找的网约车司机，也是唯一一个能和黄老师“将就”的司机。

    黄大年常年坐北京到长春的最后一班航班。按正点是凌晨1点35分落地，可一遇上晚点，就得后半夜了，谁都不愿接这种单。

    这一次，电话里王郁涵好说歹说，刘国秋只得勉强答应，“反正是最后一回了”。

    到了这个钟点，零零星星的乘客中，黄大年背着大书包的样子很显眼。刘国秋闷闷地下了车，帮他打开车门，他依旧乐呵呵地喊了一声：“刘师傅，辛苦了！”结果刘国秋却没抬头，只是勉强应了一声。

    上了车，黄大年察觉刘国秋情绪不高，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突然提高了声调，很认真地说：“刘师傅，我做的事都是为国家，你拉我也是为国家作贡献。”

    他这么一说，刘国秋心里一震，不由回头看看他。透着路边的灯光，他看出黄大年一脸疲惫，心里一震：“一直感觉这小老头儿挺精神，应该是个大人物，还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的。”

    2015年开始，黄大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出差。他的日程表上，有些日程只标注一两个字，还有些临时通知的根本来不及记录。

    起初，刘国秋和同事们轮番接送黄大年，到了后来，别人都不愿拉他，只剩还算热心的刘国秋“一个人遭罪”。

    黄大年出差，永远订最晚一班。晚上10时的飞机，计划晚上8时走，他在办公室的事情还没弄完，每次都要晚个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出发，最后一刻登机的情况也不鲜见。

    好几次走到车门边上，黄大年还在和学生讲问题，刘国秋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只能拽着他就往车里塞，“再不走就真要误飞机了！”

    黄大年坐定了，总会笑呵呵地说一句“刘师傅，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然后从双肩包里掏出三个用塑料袋套着的烤苞米，往刘师傅手里递一个，“我吃两个，这是你的，我先吃，馋你哈。”

    拉上黄大年，这辆车牌为“吉AAG629”的速腾车就会上演“速度与激情”。刘国秋总是想尽办法，赶抄近道，黄大年则边啃苞米边打电话，说的都是中文，可刘师傅几乎完全听不懂。偶尔，有个十分八分钟的空闲，他就和刘师傅拉拉家常，有几次还聊起他家乡广西的特产。

    10月的一天，刘师傅又在黄大年家居住的小区门口干等，他正要给王郁涵拨电话，让她催催黄老师，一抬眼，看见黄老师拎着小皮箱，急匆匆走过来。刘师傅正要准备接过皮箱，帮他放到车后厢里，黄大年突然身子一倒，扑到他身上，刘师傅赶忙扔下皮箱，用手扶住了他。

    几秒钟工夫，黄大年缓过劲儿来，说了句：“没事了，咱们走吧。”

    刘师傅一听愣了，问道：“你还走啊？！”

    “一定得去。我就是太疲劳了，没睡好觉，没休息好。”黄大年摸了摸额头。

    “你真该休息一下，要不别去了。”刘师傅还想劝他，又怕自己多嘴。

    “刘师傅，这个会特别重要，你必须拉我去机场。”

    没过几天，“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要赴京申报，刘国秋把黄大年、于平送往机场和团队师生会合，瞧着他脸色非常不好。于平一查，北京雾霾，飞机飞不了，就和刘国秋两个人一路轮番劝他别去了，好好回家休息。

    走到半路，两人终于把他说通了。黄大年说让于平自己去，先送于平去火车站，没想到抵达火车站，他又说啥也不干了，绝不能扔下师生们自己回去。

    相处久了，刘国秋能感到，黄老师虽然脸上笑呵呵的，其实“犟得很”，谁都拗不过他。

    出差回来，经常还是最晚一班。见面第一句总说：“刘师傅辛苦了，实在不好意思，又这么晚回来。”然后就坐到后排，车子刚开动，就打起鼾来了。

    黄大年常常倚着车门、睡得很沉，不招呼根本醒不了。刘国秋担心他碰开车门掉出去，只好把左后门的门锁改装了。后来，还是瞅着不落忍，就从家里拾掇出一套毯子和枕头，黄大年上车了，好歹睡着舒服些。等待晚点飞机的时候，刘国秋自己也会用着眯一会儿。

    偶尔，赶上黄大年没睡着，刘国秋好心劝他：“你是不是得休息休息，你总这样身体不行。”看他整天捧着苞米啃，他也说他：“你也不能整天吃那玩意儿。”可黄大年总是说：“没事儿，我身体啥事儿没有，需要我工作的地方太多了。”

    是啊！需要黄老师的地方太多了！

    作为他的助手，于平根本无法准确说出黄老师同时在参与多少个项目的科研工作。

    师生们开玩笑，除了长春机场的夜班地勤，见他次数最多的成了地质宫打更的大爷。地质宫晚上10时要清楼锁门，不出差的时候，黄大年常常凌晨二三时离开。赶上飞机晚点，第二天又要开会，他就直接赶回办公室，拽出书柜里的棉被凑合一宿。

    起初，打更的大爷很不情愿，找到院领导那里去抱怨。黄老师知道了，赔着笑脸，还时不常给大爷的小孙子捎点儿零食。

    有一次，他深夜下楼梯，迷迷糊糊想着问题，一脚踏空，从楼梯上跌了下来崴了脚。大爷心想，这几天肯定见不着黄老师了。可没想到，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乐呵呵地来敲门。大爷也被他的精神打动了，说“以后无论多晚，喊一声就行”。

    连打更大爷也被折服了，这就是“拼命黄郎”的生物钟——

    清晨，长春的太阳起得迟，畏寒的鸟儿还瑟缩在窝里。黄大年在办公室睡上两三个钟头，就爬起来工作了。他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伸胳膊抻抻腿，到外间拎个水壶，倒些隔夜的温吞水在白瓷脸盆里，刷个牙，擦把脸，就快步下楼来到不远处的校园面包店。

    不带馅儿的菠萝包，他总要捎上一袋，没有菠萝包，就要白切片，回去灌上一大杯黑咖啡，就埋首在成堆的资料里。有一次，有人好奇他为什么不买带馅儿的面包，他回答说“老看资料，弄脏了麻烦”。

    中午，大家叫他去食堂，他盯着电脑，目不转睛，常常是吃“两个烤苞米就行。”苞米带回来早就凉了、硬了，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赶上烤苞米的路边摊没出摊，他就从书包里再掏个菠萝包，继续奋战，直到深夜。

    2016年1月，深探项目课题答辩，黄大年带着大家熬了半宿，几十份材料总算准备差不多了。突然，他发现一张配图不合适，就要求马上改正，全文重新校对、打印。大家劝他先回去，可他还是坚持等着审看，一直到了凌晨3时。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起来准备当天上午的答辩。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专家”王献昌就没看见他正经吃过饭，不禁担忧地劝道：“大年，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你这样下去，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扛不住啊！”

    可他却走到办公室窗边，举了举放在那里的哑铃，笑着说：“献昌同志啊，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我是活一天赚一天。”

    2016年6月27日，黄大年晕倒了。

    临近正午，507办公室内突然传出“嘭”的一声，惊动了坐在外屋的王郁涵。她推开门，看到黄老师躺在地上，赶紧拽过他的书包，找出他叮嘱她准备的速效救心丸，给他塞到嘴里。

    过了一会儿，黄大年醒来，对王郁涵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许跟别人说。”王郁涵顶着黑眼圈，飞快地看一眼黄大年办公桌上小山一样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应了。

    深探专项答辩进入最后倒计时，他们已经熬了将近3个通宵。黄大年更是逐页检查、反复推敲。“这个项目，可是凝结了我们团队6年的心血，一点儿不许松懈。”黄大年像是在跟王郁涵说，又像是在喃喃自语。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门，在沙发上躺了20分钟，就赶往北京参加答辩。到了宾馆，已是晚上11时，他把师生们汇总的全部答辩材料拷贝出来，就一个人回了房间。

    那又将是怎样的一个不眠之夜啊！

    第二天下午2时30分，黄大年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含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以惯有的自信完成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答辩发言。

    专家组验收结束后给出结论：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是国内同类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

    由此，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完成了跨代飞跃！

    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黄大年一口气喝掉半瓶，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感言：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5年多来没轻松过，最近一段时间没睡好过，有累倒的，有因委屈而忧郁的，有半道放弃的，还有失去家庭生活的……我在最后一刻也终于没撑住，终于倒下，是吃着救心丸上验收场的，别人替代不了。但是，正是这些项目能为吉大培养出一帮“疯子”和“狂人”，一批能打硬仗的精兵。

    身体已经发出强烈预警，可黄大年却依然像一台永动机，一刻不停。

    他的内心时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担心在科学的竞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

    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让这个“拼命黄郎”更加疯狂，像只陀螺转到了极限！

    看着他加班加点却眉头紧锁的模样，杨长春知道，大年需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东西，去实现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他已经找到了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巅峰状态，胜利的时刻应该不远了！

    正是这个“拼命黄郎”，每年几十次往返于10多个科研机构，协同几百位科学家并肩奋战，用5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年走过的艰难路程。

    在他牵头项目下设的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我国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十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也正是这个“拼命黄郎”，又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在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国家批复了3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1亿多元。

    “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谁能这样坚持下来？”看着黄大年因为科研进度欣喜若狂的样子，董树文也时常想起他刚刚回国时的情形：这个从一开始很不习惯、不习惯我们开会、不习惯我们讨论的人，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改变，才能引领协调这么多科学家完成这么多、这么大的项目？

    黄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可支撑这火光燃烧的身体，却加速着迎向死亡。

    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这天凌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又晕倒了。

    “病人什么情况？”凌晨2时，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看着这个面色青黄、脸冒虚汗的中年男子。

    “在飞机上，他说胃很疼，就昏过去了。”同行的一位同志焦急地回答。

    “他吃什么了？”

    “他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带着怀疑，想为他做初步检查，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醒来，睁眼看到医生微微一愣，又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喘了一口气，又对旁边的同志说：“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这台电脑，在黄大年眼中，比命还重要。他从国外两手空空地回到国内，这台电脑里装的，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精华。

    这一晚，黄大年都抱着那台电脑，睡得很不安稳。早晨一睁开眼，他就撑着爬起来。护士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背着书包奔出病房，“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当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翔宇宾馆的会议室时，有人下意识地了看表，黄大年怎么会迟到？也有人注意到，这个总是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有点儿不一样——

    他的那件黄色呢子西装皱得厉害，背也挺得不直，脸色泛着青黄，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直到登台演讲，他才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边熟练地演示着他无懈可击的PPT，一边滔滔不绝地导出他最新思考的问题。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他叮嘱于平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影响工作。还没出结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

    检查结果：疑似胆管肿瘤。

    于平一下子懵了：这种病怎么会落到了黄老师身上？！

    那天晚上，于平在家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坐了很久，直到止住哭泣，才敢接起黄老师不断打来的电话。

    已近午夜，黄大年刚刚兴高采烈地和一些专家探讨了一些问题，又来询问一些工作的落实情况。于平强打精神回答着，却一遍遍在心底问着自己：“黄老师身体这么好，却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她想到他没白没黑的作息，想到他草草了事的饭食，想到他一杯接着一杯的黑咖啡，想到他敞开窗吹着冷风提神，想到他有几次腹部痉挛的奇怪发作，想到他越来越不爱下楼、越来越疯狂地工作……

    她怨黄老师啊，每次劝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走到窗边，炫耀式地举举杠铃说：“我们地质人，翻山越岭，走南闯北，身体好啊！”

    她恨她自己，每次黄老师错过了体检，她都没有坚持己见，硬拉着他去医院……

    她还想到了黄老师这两年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我是活一天，就赚一天。”

    为什么，黄老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一种可能的答案，后来是在他家中发现的——

    黄大年离开后，王郁涵陪着黄大年的妹妹黄玲去家中整理遗物。房子空空荡荡，从门厅到卧室，好像很久没有人住过。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有很多没拆包装的羊毛衫和衬衫。

    “原来，黄老师不是没买，而是没时间打开。”王郁涵的眼泪唰地下来了。

    她想起黄老师身上的衬衫都洗得软塌塌的，每次问他怎么不换几件新的，他总说：“洗旧了的贴身，舒服。”

    有一次，她发现黄老师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她用手指了指，提醒黄老师。黄老师一看，圆圆的脸上咧出一个憨厚的笑：“没事儿，不耽误穿。”

    正在她出神的时候，黄玲走了过来，眼圈红红的：“给你看一样东西。”

    黄玲拉着王郁涵走到床边，打开床头柜上的三个抽屉。打开的瞬间，王郁涵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嘴——

    三个抽屉里，满满地堆着药：胆舒胶囊、六味五灵片……

    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凌晨二三时，也许更晚，张艳等得太久，已经睡下。黄大年到厨房倒了一杯热水，然后悄悄地走进卧室，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板药，坐在饭桌前默默吞下……

    永远的“班主任”

    “黄老师太累了，他只是睡着了。”每天，离开地质宫五楼，当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乔中坤仍会下意识地回望一眼，507办公室的灯是不是亮着，那个头戴鸭舌帽的胖老头会不会从里面走出来……

    这个高高个子、斯斯文文的男生，开始慢慢去接受一个残忍的现实：黄老师是真的永远离开了。

    4年前的9月，乔中坤揣着专业第二名的保研成绩单，忐忑地敲开了黄大年办公室的门。

    终于要面见心中的偶像了。早在读本科时，黄老师给新生上的第一堂专业公开课就让乔中坤折服了。

    “你好，中坤，请坐。”没想到，黄老师直接从办公桌边起身走过来，招呼他坐在沙发上，还为他倒了一杯水。

    面试的机会实在宝贵，这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攥着成绩单，不知说什么好。瞧出他的紧张，黄大年主动给他讲起了自己的求学史和在国外工作的经历。然后，等到气氛轻松了，他才问起他的家庭情况、学习兴趣、业余爱好、理想规划，等等。

    整整一下午，乔中坤感觉黄老师就像家中长辈，已经非常细致周到地为他把未来的发展都考虑到了。最后，黄大年握了握他的手，微笑着说：“中坤，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跟我做科研的日子会很苦很累，但一定很值得。”　　　　　　　　　　　　　　　（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