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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地探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去检查修缮情况，愣住了。507办公室能蒙上的地方都用塑料布蒙上了，屋里到处摆着脸盆和大桶。黄大年穿着T恤衫、大短裤，坐在屋子中央，专注地在电脑上敲着字。于平、王郁涵就在他旁边，替他打着伞，核对着数据。
“黄老师，这屋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的，咋还工作啊？”
“忠民，我们手头要做的事情很多，一天都耽搁不得啊！”此时，黄大年不仅担任“863”“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首席专家，还接下了国家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家的重任，负责策划、协调和组织中科院、高校等资源形成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
一时之间，黄大年面前，至少有15个大项目排着队。从立项阶段对技术思路和关键指标的讨论，到每一个课题的任务细化和实施进展，从每个年度的进展汇报，到项目立项获批两年后的中期评估，每一步都需要他通盘考虑、细致规划、设计实施。
有的人搞不懂，这些事情你在国外也不是没做过，干吗还要回国来受这份累？黄大年却说：“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在国内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黄大牛”与“大黄牛”
2010年春，北京百万庄大街26号。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大门口，时任副院长董树文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一个戴着眼镜、背个双肩包、踩着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利索地下车，大步流星地朝这边走来。
就是他！黄大年！董树文习惯性地看了下手表：比约定时间还早十分钟。心下不禁对此人多了几分赞许。
坐定后，董树文开门见山，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大年，你过去研究什么方向？”
“我在国外时搞过一些战略核心技术，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论文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董树文心里一愣。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他从寥寥数语中已读出黄大年特殊的才华和本领。
“如果请你负责，时间比较紧，能不能赶得上？”
“董院长，我过去有基础，应该没问题。”
作为首席科学家，董树文正在全力推进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专项（SinoProbe）。该项目设置8大项目49个课题，集中了国内118家机构、1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其中，吹响了中国向深地进军的“集结号”。
当人类因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敲响“资源枯竭”的警钟时，埋藏在地层深部的丰富资源却在静静沉睡。从理论上讲，地球内部可利用的成矿空间，分布在从地表到地下1万米，世界先进水平勘探开采深度平均在2500米至4000米，相当于给地球“掏掏耳洞”。
对中国而言，向地球深部进军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我们不仅探测水平落后欧美国家近30年，矿产资源勘探深度平均只有400多米，油气开采平均深度不足4500米，且有部分地形复杂的国土迄今还没有被勘查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也亟待探测和守护。
考虑到中国在深探装备领域长期依赖进口的情况，有关部门提出在深探专项8个项目已全面启动的情况下，追加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该项目斥资3亿元人民币、牵涉技术领域众多，谁来“挑头”直接影响整个大项目的进度和成果。彼时，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已经制定了初步方案，黄大年回国后，在科技部和财政部有关领导的引荐下，董树文与黄大年见了这一面。很快，董树文召集几家单位共同商定，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院士同意请黄大年主持该项目。这个项目为黄大年量身定制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如果说“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项目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深埋的矿藏和潜伏的目标，那么“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就是研制给地球做“CT”和“核磁”的仪器装备，让地下两公里甚至更深处都变得“透明”。
黄大年感到，这是祖国对他莫大的信任，这两个项目如果能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齐飞，祖国的深探事业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进，把“国家失去的30年时间追回来”。
孰料，在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首次讨论会上，黄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哗然。
他说：“既然我们落后很多年了，就不能从零开始，而是要把国外最先进的设备买过来，对关键部位和插件进行升级改造，让我们的‘蓝军’直接进入‘红军’的心脏，一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所谓“蓝军”，原指在军事模拟对抗演习中专门扮演假想敌的部队，通过模仿对手的作战特征与代表正面部队的红军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黄大年的“红蓝军路线”，就是通过红军、蓝军之间的结合与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
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红蓝军路线”。中国地学界长期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黄大年这种“把人家后台数据库买过来，进行插件升级再卖回去”的想法，可谓“惊世骇俗”。
丝毫不介意众人异样的眼光，黄大年继续说：“好比一场马拉松，别人已跑了半程，中国要从头起跑，恐怕很难能赶上，我们也等不及，必须另辟蹊径！”
会上，董树文虽然也没有完全理解，但他相信：“从大年嘴里说出来，一定有着深远的考虑。”
会后，黄大年拿出他的调查，向董树文解释说，中国深部探测的主要关键设备九成依靠进口，国内中档设备可用的占不到10％，甚至这里面还有不少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也是国外的。国外拿出一套设备，肯定是市场卖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发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发优势，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并且始终难以缩小。
董树文被黄大年的激情感染了，也被他提出的“后发优势”说服了。
“首席支持我，我就这么干。”黄大年雷厉风行，立刻跑出去搞市场调研。没过多久又旋风式地来到北京，张口就说要建平台。
“什么平台？”董树文看着眼前的他，还是背个大包，兴冲冲进来。
“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黄大年边回答，边掏出手绢擦着汗。
搞油气的人知道，平台是一套软件系统，所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钻探数据在这里集成。黄大年提出的预算，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可以买两套。
“你买两套干什么？”
“不是，我只买一套，咱们连后台和元数据都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做插件，马上去升级，升级以后我再卖给他。”
董树文最终批准了。很多人听说后摇摇头，并不看好这些“忽忽悠悠的玄乎事儿”。
可是黄大年不以为意，他就像一台刚刚装载的新马达，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机器的转速带到最高。
他找人翻译出版了一本《疯狂科学家俱乐部》，送给参与项目的各个机构和单位，书中介绍了美国进行组织创新、开展大科学研究项目的先进经验。他逢人便说：“真正的研究不是分散的自发的，而是系统的集成的，应该借鉴国外大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组织重大科研项目，征集最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完成重大攻关。”
他又引入一套项目管理系统，把第九分项的任务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用计算机记录工时。哪些属于智力问题、哪些属于资源问题、哪些属于人为阻碍，他会实时监督、直接干预、询问指导。
有的人直接抗议：你把科学家当什么了？！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
黄大年却坚持：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一周的目标就是一周的目标，每天几点到几点必须把目标完成！
晚上11时，黄大年通常会登录管理系统，浏览每个环节的工作进度：项目是否进展顺利？之前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技术和资源上有没有他能予以支持的地方？
对黄大年来说，这个软件就像是一片安眠药，吃了这片药，今晚就能睡个好觉；同时它又像是一支兴奋剂，点开一看，他提笔就列出一个问题单，往往又是一夜无眠……
可是，没过多久，出毛病了。黄大年发现，自己浑身的劲儿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认为“外来的和尚乱念经”，压根儿不认可他的学术权威和领导能力。
焦虑、失眠、进度拖慢……黄大年一度患上带状疱疹，甚至萌生了辞退首席科学家、做普通教授的想法。
高平找到他：“大年，你不能走，你不能轻易把这片刚刚看到的阳光撤走。”
沉默半晌，他说：“我再考虑考虑，我没想到，真的很难。”
他常常一个人，走在学校操场的跑道上。团队师生不忍心去打扰他，“黄老师想干事，我们能理解他那种痛苦，也能感觉到他那种孤独。”
他就像一只孤雁，循着认定的方向，逆风而行，直到望见那片辽阔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气。
2010年7月，有关部门邀请70多位“千人计划”专家赴北戴河疗养。和这群“千人计划”专家在一起，黄大年感到轻松自在，思路开阔不少。
“大家有一样的理念、一样的情怀，回国以后都遇到不少类似的苦恼。”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回忆，他和黄大年在那里初识，找到一种“无须语言交流，一个眼神就够”的默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前来探望，倾听大家的想法建议。
“国家领导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黄大年的心境变得从未有过的旷达，就像暴风雨过后的大海，浩瀚而平静，又像鼓满风帆的航船，期待着新的远航。
回到长春，他发现电视里播了新闻，“周围的环境很快发生了改变”，他的创业热情再度迸发。
黄大年找来钉子、锤头，亲手把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还对团队成员说：“士为知己者死。国家这么一搞，大家对我们‘千人’专家的认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干啊！”
2014年下半年，深探专项第九项目传来捷报。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的24个插件完成了，整个系统实现了升级换代。
黄大年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了一次培训，当初卖给他平台的公司发现：“你们用的怎么比我们的好？我们也要买这套系统。”黄大年嘿嘿一乐：“项目完成后成交！”
这就是“红蓝军路线”！谁也没想到，黄大年一击即中、实现预期目标！如同拨云见日，整个中国深探领域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被称为“入地望远镜”，是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核心内容。
董树文受到启发，提出建议：“我们能不能用大年的观点，做万米钻机？”研究单位说：“我国目前只实施过5000米科学钻探，目标研发7000米钻机已经很不错了。”
董树文说：“石油勘探已经使用的万米钻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级改造，一步到位。”
对方又说：“可是我们花了1900万元购买的是7000米的平台。”
“那再争取预算，向财政部报告。”
后来，“地壳一号”这个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庞然大物从四川运到大庆油田时，用了50辆六轴大货车运送，一举创下了地下6000米钻探的亚洲纪录，并且还在向地心进发。
被国外一直垄断的设备终于换上了“中国芯”！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德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地下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黄大年团队成功了！过去不服气的人开始另眼相看，一些人还友好地送他个绰号——“黄大牛”。
于平渐渐发现，来找黄老师的单位越来越多，想要寻求他支持的课题越来越多，黄老师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
虽然他的名片上只印有“吉林大学教授”这一个名头，可实际上，他承担了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项目决策、专业咨询、课题评审等很多义务工作。
于平经常会在半夜接到黄老师的紧急电话，让她组织团队即刻进行一些数据分析。有很多事，属于国家应急需要，与团队的工作并不相关。
不仅于平，团队成员都怕黄老师的“夺命连环CALL”。于平也劝他，咱能不能少管点儿闲事？结果他呵呵一乐道：“都是国家的事，哪里有闲事。”
黄大年还应邀担任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科技创新工作组副组长，牵头发起成立鲲海创新研究院，并担任首届副院长，组织“千人计划”专家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使其成为推动前沿技术与军民融合发展的公益平台。
在黄大年的感召发动下，越来越多的“千人计划”专家和海归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他规划与完成的事情，应该服从于国家需要，应该站位于国际前沿，应该集成符合国家利益的成果，更应该具有可以冲向世界巅峰的创新力量。
浙江大学医学院杭州滨江医院副院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田梅清晰地记得，2016年10月29日，第二届“千人计划”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黄大年就像每次一样，提着黑色的行李箱匆匆赶来，满头是汗。然后，他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地分析了我国在科研领域方面的短板，又从规划政策、组织攻关、创新创业、实施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会议刚结束，就又赶往别的地方……
七年如一日。黄大年办公室里的九组书柜塞得满满当当，除了专业书籍、项目报告，还有一沓又一沓的学术笔记、发言汇编。最右侧的柜门里，挂满了参加各种会议活动的挂牌，下面还极不相称地塞了一床棉被。无数个赶进度、做课题、修改材料的深夜里，他就是裹着这床被在沙发上凑合几个钟头，第二天站起来又是精神抖擞。
大家又给这位“黄大牛”起了一个绰号——“大黄牛”。
“弯道超车”的“大年童话”
2010年元旦过后，黄大年就急火火地上班了。这天下午，地探学院组织文体活动，很多人聚在乒乓球室，热闹地操练起来。
刚刚留学归国不久的于平正在候场，听到观众中传来一阵议论。她顺着大家的目光望去，一个穿着暗绿色棉服、背个双肩包、脚踩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正大步流星地走来。
“那就是黄大年，从英国回来的大专家！”
作为地探学院的毕业生，于平对黄大年的威名早有耳闻，可她万万没想到，轮到她上场时，竟是和这位大专家同台竞技！
黄大年可不是为了打球而来的。他一边打球，一边观察着对面这个扎着马尾辫、球速很快的女同志。而于平也发现，黄老师的注意力根本没在球上，他不时和旁边熟悉的老师说几句话，然后乐颠颠地去捡他的漏球。
休息时，黄大年招手把于平叫到场边，微笑着说：“于老师，我是黄大年，我从英国回来，现在想在咱们学院创设移动探测技术平台中心，我查阅了你的资料，很需要你的帮助。”
寥寥数语，让于平对这个大专家心生亲切。很快，她与一批青年学者都被黄大年招到了麾下，“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的牌子挂起来了！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是世界科技强国竭力追求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黄大年把在英国原有的研究基础和方向都进行了扩展，瞄准海陆空三栖的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海上有无人船，水下有无人潜航器，空中有无人飞机。
由于这一技术难度高、覆盖广、应用性强，涉及多项交叉学科，黄大年又找到林君，向这位大学好友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在吉林大学设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
为什么要搞交叉？
因为这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唯一机会！
黄大年涉猎很广，他在英国时的研究涵盖地学、信息、军民融合等多个领域，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虽然拿到了新一轮世界科技竞赛的入场券，但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弯道超车”的机遇，才能追赶历史的潮流。
知易行难。要真正找到学科之间的结合点，形成一个新领域并不容易。2012年，从仪电学院毕业的焦健加入了黄大年的团队。师徒二人用了两三年时间，才确定了焦健的研究方向——“平台和传感器”。
“这是移动平台探测急需的研究，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也是未来交叉学科研究的方向。”焦健清晰地记得，黄大年为他规划研究前景时，眼里迸射的光芒。
哪些是国际上炙手可热的大学科？怎样让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在碰撞中寻求突破，在差异中做出增量”？如何尽快把跨学科人才汇聚到统一机制下开展工作？
黄大年的大脑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他常常来到办公室对面的“茶思屋”，放一段音乐，斟一杯咖啡，然后，倚在吧台旁边，望向墙上悬挂的、一张张地学前辈的肖像照片。
时光退回到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建设时不我待，建校筹备如火如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副局长喻德渊致信，向正在北京的李四光征询意见，李四光提笔回复：“今天人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这就是一切追求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黄大年脑海中的关系脉络网不断延伸——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
“‘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心，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
……
科学是严谨的，但离不开奇思妙想。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个幻想家。”
黄大年就是这样的“幻想家”。
与探测仪器专家合作研发深地探测仪器装备，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研发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系统……在黄大年想要构建的“科研特区”中，没有什么不敢想，也没有什么不能做。当很多人还站在2.0时代，他已经望到了4.0时代。
每冒出一个新想法，他马上去找熟识的专家探讨一番。然后，连夜查找资料、进行调研论证、设计实现路径。有的人一边和他讨论着，心里也犯嘀咕：黄老师说的怎么都像童话，能实现吗？
然而“大年童话”的拥趸越来越多：众多“海归”慕名而来，马芳武、王献昌、崔军红等“千人计划”专家也在他的游说下相继落户吉林大学。黄大年的办公室里常常高朋满座，众人围绕一个问题谈得眉飞色舞，辩得口干舌燥。
时任吉林大学统战部副部长任波知道，为了编织一张更大更密的科研网络，黄大年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力。
2013年10月，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黄大年作为海归科学家代表应邀出席，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心备受鼓舞。
他回到长春后不久，就主动打电话给任波，“国家对海归这么重视！我们更应该倾尽所有报效祖国！担任会长的事儿，我就不推辞了！”
任波又惊讶又感动，愣在电话那头说不出话来。彼时，学校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正在酝酿改选，大家心服口服的会长第一人选，就是黄大年。可他实在太忙，任波提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好意思找他。
黄大年欣然出任，其实还有别的“算盘”。他觉得，从国家需要和世界一流角度看，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还得快马加鞭，招揽更多高端人才。
他把目光投向“海归”群体，一个脚步匆匆的身影，就这样走进了吉林大学300多名海归知识分子的灵魂。联欢郊游、调研开会，只要不出差他保证场场必到，陪大家唱歌、为大家照相。
有一次，学校为海归人员组织艺术沙龙，那是黄大年回国后第一次走进KTV，按要求，每个人都要唱一首。黄大年很谦虚地对任波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
在大家鼓动下，他上去唱了一首《垄上行》，结果一发不可收，《我的中国心》《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的祖国》……他一首接一首。
唱毕，大家一致认为，当天的麦霸是黄老师。任波问他：“黄老师，你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说：“麦霸？是一种荣誉吧？”
他的回答，让大家愣住了。这个把爱国歌曲唱得如此高调的大年学长，是多么朴实而率真！他那颗童话般的纯真之心，征服了所有人！
2014年学校中秋晚会，黄大年因为一首歌，落泪了。
演唱者艺术学院副教授姚立华刚走下舞台，发现黄老师在舞台的一角等着她。她走上前去，刚想问候，竟发现这位大专家的眼角挂着泪珠。
黄大年一字一顿地说：“姚老师，听了这首歌我感动得落泪，请理解，我们常年在国外的这些人，对祖国的爱很深、很深。”
彼时，姚立华刚刚从俄罗斯深造归国，她十分惊喜地发现，自己在演唱这首歌时所投入的情感，都被黄老师感受到了。
作为我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的弟子，姚立华把演唱的质量看得很重。曾经，每每驾驭《我爱你，中国》这类高难度歌曲，她心里多少有些“小满足”，后来，到了国外，很多华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泪流满面，她感到他们对祖国的爱是那么真，就像孩子对母亲的依恋，这种歌者与听者的互动，让姚立华内心深处的情感被点燃了。回国之后，遇到黄大年，更让她发现，在自己身边，还有如此同频共振的人。
祖国，就像生命中最激越的音符，拨动着黄大年的心弦。那一首首歌，也让他与一大批海归学者分享着同样的心、难得的情。
“我和大家一样，没有‘深厚感情’就不会回来并喜欢上这块零下20多摄氏度的黑土地；没有‘科研激情’、没有‘心情的阳光’和聊以自慰的‘艺术的陶醉’，就不会有始终如一的坚持、初衷不变、童心难改。”深夜“冒泡”，黄大年常常在吉大海归微信群里分享工作成果，和大家聊聊知心话。
他就像个邻家大哥，关照每一位“大家庭”里的海归人员，引领着大家去寻找回国后的坐标。
2014年7月，在水下通讯和水下网络领域备受瞩目的吉大校友崔军红回国探亲，经人引荐见到了黄大年。
“中国水下国门洞开”，黄大年直入主题，语气中的忧虑让崔军红深有共鸣。跟黄老师从事的深地探测一样，崔军红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咱们学校的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在酝酿，你可以申报国家‘千人计划’，回国创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门心思把一件事做好……”听着黄大年的话语，崔军红有些心动，但也顾虑重重：一方面，她在美国的平台已足够大，如果和黄老师联手做事情，应该前景可期。但另一方面，她已在美国生活16年，自己能否适应国内情况，也有些拿不准。
黄大年看出她的犹豫，邀她到自己的团队参观交流，又给她展示近年来的项目成果。崔军红问道：“黄老师，咱们要搞海洋探测，可是吉林没有海啊？”黄大年踌躇满志地说：“没关系啊，哪里有出海口我们就向哪里去啊！只要有决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吉林没有海，但眼前这位学长海一样的胸怀深深触动了崔军红。2016年6月，崔军红作为“千人计划”专家签约吉林大学。
从那以后，黄大年成了她的精神导师。每当她有困难、发牢骚，黄老师都会用亲身经历鼓励她，“你看地质宫现在很好，当时屋顶都是漏水的；修建无人机库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都需要时间，我们还是要有劲头、有耐心，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的。”
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这个信念，燃烧着黄大年生命的烛火。而那澄净的光，照亮着一位又一位学者前进的道路。
“黄老师，您该休息一下，最近您太累了。”一天中午，“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来找他探讨问题，一看他两眼通红，就知他又是一夜未眠。
“没事儿，再吃两个烤苞米就好了！”黄大年抡起手臂，伸展了一下说，“对了，有个在新加坡工作的贾继伟回来探亲，晚上我叫了他来我家，你也来，咱们一块儿吃饺子。”
“你那么忙，怎么还让人去家里？”马芳武说，“咱们在外面吃一顿也行啊！”
“没事儿，就是要让这些年轻海归感受感受，现在国内不比国外差！”
就这样，他拉着马芳武等人借“千人计划”联谊会、吉林大学留联会等平台，不断寻找、联络海外高端人才，想尽各种办法吸引他们留在国内、扎根吉大。
2016年9月，一份报告交到了校务委员会的案头：在黄大年的倡议下，经过为期一年的酝酿讨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筹备初期工作宣告完成，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也成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学部长。
于平看着报告默默发呆：交叉学部这件事，当初大家心里都没太有底，可是黄老师硬是把一个个虚幻抽象的概念，渐渐都变成现实，把各个学院、学校内外的力量，慢慢拧成一股绳。
黄大年看着报告深深舒了口气，他的头脑里立刻又蹦出一连串问号：手机会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交通枢纽能不能变成拓扑网？汽车能不能实现无轨运行？外太空能不能开发矿产……
如今，曾经对“大年童话”的质疑已湮没无闻，一个个“大年童话”正在变为现实，在卫星通信、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诸多领域，一个个“奇迹”正在涌现，几乎覆盖吉林大学近三分之一的专业。其间，又衍生出许多新课题、新方向、新学科，由“大年童话”孕育的“科研特区”未来将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
是熔岩，也是清流
一天深夜，黄大年的好友、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长春接到了他的电话。聊了没几句，杨长春就听出黄大年情绪不对。其实，他已风闻“圈里”一些议论，大概是说黄大年“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
比如，项目启动要先写规划，有些专家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他不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挂名，就不用来了。”开论证会，无论什么人在场，他发言从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气，而是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又比如，参加项目评审，他语气和善，却随时“开炮”：数据引用有问题，他立刻指出；指标参数不清晰，他不予签字；PPT里有错字，他也要一一纠正。
黄大年想不通，说：“这都是按科学规范做事，为什么有人不理解？”
杨长春劝他道：“你刚回来，人生地不熟，你这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可是黄大年却说：“我就是想干成事，不这么干不行啊。”
很多机构和单位想要参与深探专项第九项目。黄大年不看介绍材料，也不提前通知，直接钻进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查验对方的资质水平。“相中”了以后，他就直接给对方打电话，上来就和人家说：“我有个上亿元的项目，你们的技术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经费，一起合作完成这个项目。”接电话的人一开始还一头雾水，以为是骗子，有的还曾打电话到吉林大学核实真伪。
有一段时间，刘财陪同黄大年外出拜访、争取经费，发现“大年到了人家那儿，从不谈钱”。
有一次，见财政部一位司长，两个多小时，黄大年“掰开揉碎”地只讲国际上都在做哪些尖端技术，这些技术对中国有什么用，似乎把经费的事情忘在脑后，让一旁的刘财暗暗心急。没想到那位司长还没听够，中午把他们留下来吃了盒饭，此后不仅痛快地批给经费，还一直追着黄大年做项目。这种情形在平时是很少见的。
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科研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了回去。后来对方发现，就连黄大年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黄忠民看他整天飞来飞去，手头的项目却大多给了外校，十分不解地问他：“我说大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你忙我们地探学院的事情我当然大力支持，忙吉林大学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持，但是你帮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出谋划策，帮他们设计项目，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要争取到一大块钱，可能意味着咱们这边要少一部分经费了……”
黄大年却十分耐心地对他说：“忠民，咱们不能那么狭隘，我们要站在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我们能力之外的，就应该联合国内更多高校共同来把事情做好。”
对于美好的人生品格，朱光潜这样诠释：“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超然物外；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殚精竭虑。
但有一次，超然物外的黄大年发了大火。
按照要求，深探项目第九分项要召开月度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
“怎么回事？小王，你都催过了吗？”黄大年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跨进会议室的门。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钟表，9点50分了！
此时项目千头万绪，正是确定各个课题具体目标的关键阶段。距离开会还有10分钟，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还没收齐，多个视频会场的人也没到齐。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中的滑盖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摔了个粉碎，在场的几个人都惊呆了。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就能如此草草做事呢？汇报的PPT不好好做，开视频会也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那天会后，黄大年还在生气。王郁涵默默地把手机递给他，屏幕已裂成了蜘蛛网。
事后，黄大年和董树文坦言道：“我有时很急躁，我实在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很多事情要慢慢来，逐步跟你的想法对接！”董树文善言道。
“那不是我！要是那样，我就不用回来了！”黄大年执拗地说。
董树文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别看大年平时乐呵呵，急脾气上来很犟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黄大年着急啊！他急一身绝技施展不开，他更急在深探领域祖国和世界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差距。他想用5到10年，使我们国家成为在国际上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他觉得就应该抓紧实干！
黄大年坚持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协同。他提出“滚动中淘汰”，“前期给了500万元，干得不行，下一期的钱就收回来”。“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吃惊，“钱都答应给了，怎么可能收回来呢？”
可黄大年硬是拉下脸来，在管理中形成了中国科研前所未有的倒逼机制。
杨长春理解他：“大年追求的是科技的极限，他不是去抢跑，而是在做事情之前，就先想明白科技的巅峰在哪儿、极限在哪儿，他想到了极限，就争分夺秒去跨越极限、赶超极限，这就是他着急上火想去突破的原因。”
高平也跟他深谈多次，到最后黄大年说：“咱俩聊过以后我心里好受多了。我回来干吗？不就是要迎接这些挑战吗？！我一定会适应环境，努力去改造环境。”
在祖国的科学事业面前，黄大年的激情就好像大地深处的熔岩，喷薄而出，奔流向前。
深探专项经常开会，特别是在策划重大专项时，议程常常是今天通知、明天开会。可身在长春的黄大年十次有九次都会按时出现。董树文说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专家组成员。
高平问他：“你累不累？前天刚走，今天又来。”他却说：“这么重要的会我一定要来。”
高平很感动，她从没看到黄大年疲惫的样子。看着他聚精会神的样子，她不知道他牺牲了多少自己的休息时间，又可以想象，他是怎样行程满满，天南海北地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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