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腾飞

    莫言2012年获得诺奖之后，时隔五年，重出江湖，在《收获》上发表了小说《故乡人事》，可以看出作家依旧以真诚的笔触来书写他的“高密东北乡”。三个短故事，三段关于故乡的书写，莫言像一个说书人般将他的故乡人事娓娓道来，有对他自己以往文学书写的延续，但更多的则是返璞归真式的回望。在他那丰富而又宏观的故乡与充满生命经验而又具体的人事之间，存在着作家几十年笔耕不辍所建构的文学世界，《故乡人事》中的三个短篇互相连接，有着共同的文学因子，那就是莫言对自己记忆中故土乡情里存在着的人情世故的召唤，而这种召唤的力量也在不断击打着每一个正在拥有或者拥有过故乡的人的心灵。

    每个人都是有故乡的，或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或是精神意义上的。故乡被无数作家书写着，纠结着，其本质则是人类的本能性所驱使，即我们对自己生活过、经验过的人与事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会随着人类代际的不断更新变得越来越强烈，而文学则是承载这种情绪的最佳载体，因为她充满想象力。所以，当我们在谈论故乡时，其实是我们本能的怀旧情绪在驱使，在莫言小说《故乡人事》中，不难看出莫言在有意对自己所开创的文学世界——“高密东北乡”进行重返与超越，在《故乡人事》的第一篇故事中，作者将读者带入他的回忆式的叙述，在对“麦收”以及采摘棉花的叙述中，有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会对这种描述感到亲切，而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又被麦收以及采摘棉花中的行为叙事所吸引。“每年夏天，槐花开的时候，章丘县的铁匠老韩就会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出现在我们村里。”在《左镰》中，莫言通过对铁匠在每年夏天带着徒弟来村里这一记忆行为进行叙述，用一段可以称为精彩至极的打铁过程将读者带入叙事的情境中，乡村气息扑面而来。其实，上述关于乡村生活经验的书写，实则是莫言的又一次重返，作为文学的莫言也必然通过这种方式进入“高密东北乡”，“左镰”代表着故乡的物，“斗士”是莫言笔下众多坚强但又悲哀的乡民们的统称，而“地主的眼神”则是作家铭记在心的少年经验，三个故事共同构成了《故乡人事》想要呈现的故乡生活，从而作家才能在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故乡里完成自己的重返。当莫言重返故乡时，是带着当初的童年经验而去的，而此时，作者其实是启动了对故乡的超越，《左镰》中，莫言在对故乡真诚的、执念的、带有生命体验的书写中，超越故乡的可能性便慢慢突显出来。

    莫言在穿越历史的叙述中寻找着“故人”，并用故事来建构。在莫言的《会唱歌的墙》中他写道：“故乡之所以会成为我创作的不竭的源泉，是因为随着我年龄、阅历的增长，会不断地重塑故乡的人物、环境等”。故乡的人正随风而逝，但作为文学的莫言则在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里形成的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故乡人事》中，我们看到了莫言的寻找，老农民孙敬贤、老书记方明德、村妇于红霞、失败者武功、铁匠老韩和徒弟们、拿着左镰的田奎以及寡妇欢子，其中重点刻画的孙敬贤则让作为叙述者的“我”纠葛万分，“我”因为在一篇作文中对孙敬贤眼神的刻画而导致对方遭到更多的压力，至今感到内疚。这里面充满着作者无法释怀的情感，也多了一丝以往作品中没有的救赎之意。作者对老去的“斗士”武功的叙述中写道：“我似乎明白武功的心理，但我希望他从今往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在文本中，“武功”是为数不多的还活着的“故人”之一，作者发出这种心愿则是充满着同情与理解的，故乡的人依旧经历着喜悦和哀愁，作者通过对历史的穿越，又回到当下现实故乡，不难发现一切是那样的熟悉。生活背后的沉重历史，内心深处的难言秘密，甚至那眼神都是暧昧复杂、高深莫测、饱含言语的。无论主体怎样变换，莫言所构造的文学话语及“故人”永远具有时间层面上的超验性，注定是可靠并长期有效的，记忆中的故人也活在莫言的每一次叙述当中。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说：“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莫言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正如青年批评家李壮所说：“日常叙述的欢乐松弛摆脱了抵达或阐释的焦虑，不再被‘分量’的考量所牵引。”三篇故事以明朗清晰的姿态示人，是当下文学写作图景的启示性文本。卡尔维诺说：“‘轻’是文学可贵的品质，不是像羽毛一样轻，而是像飞鸟一样轻。”莫言新作无疑是符合这种品质的。《故乡人事》的叙述流畅真切，显示出“莫言本位”式的讲述的欢乐。莫言在以一个说书人的叙述方式讲故事，读来亲切自然，毫无做作之感。莫言开始将原汁原味的“我”呈现出来，而这些新作可看作是莫言小小的一次转身，不再始终作为文学的莫言而示人，现实意味上作为写作者的莫言已然成为当下中文写作的最佳实践者。正如莫言戏剧《锦衣》中写的那样：“一朵芙蓉头上戴，锦衣不用剪刀裁。果然是个英雄汉，一唱千门万户开。”莫言小说就像是“锦衣”般照亮着故乡，在故乡之上与人事之下，存在着一个空间，那就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当然这个文学世界也寄托着作者的希望：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