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清湘

念完了高中，在“再见”声中，我背起沉重的背包，走出校门，沿着山坳的羊肠小道，向家的方向行进。

太阳火辣辣的烤着大地，花儿耷拉着脑袋，树叶打起了卷儿。树荫下，狗儿伸着长长的舌头喘着粗气，涎水落在眼前湿了个小圈儿，一下子又被太阳烤干了。

麦趟里一堆一堆的人群，驼着背，弯着腰，顶着烈日，挥着镰刀，挪动着，黝黑的皮肤被汗水冲得一道一道的。随着“嚓嚓”声响起，一犁犁麦子倒在一边。看着他们熟练利索的劲儿，想着自己啥农活都不会干却马上要加入这个行当，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那个年代高中生很是稀罕，我回乡不久幸运地被大队支书看准，刚满17岁便当上了不太干农活的生产队会计。

一个月满星繁的夜晚，母亲坐在院子里郑重地对我说：“兴儿，你别小瞧会计这个菜籽官，权力大着呢！队里社员挣了几个工分，分了大小点口粮，领了几块几毛几分钱，都在你的本本里。你要公公道道，端平一碗水，万万不敢亏人。”我当即向母亲做了保证。

大集体鱼龙混杂，干农活时迟到的、早走的、偷懒的人还真不少，咋个公道呢？我苦思了一番，便准备了个本本，把社员每天出工时间、干的活路、劳动强度、应挣工分记录在册，到汇总工分时把记工员多填的一一扣减，还张榜公布，赢得了大多数社员的赞同。队长嘴上说我坚持原则，但对扣了他亲房多填的工分很不乐意，他开始找茬为难我了。

一天，生产队班子开会，队长首先开了腔：“今春全公社集中在虎家沟打坝，划了咱们队一个民工，这次队上领导要带头，副队长和保管的年龄大就免了，会计年龄小怕吃不了这个苦，我决定去修工。”副队长马上插了话：“当前是春耕大忙季节，社员吃呢喝呢都在你脸上瞧呢，你走了农业生产咋办？我看还是会计去，人家有文化，说不准在工地里还能混个连文书当当。”保管接着说：“副队长说得在理，年轻人去了也是个锻炼。”我知道他们提前合计好的，但又无充足理由拒绝，只得说：“我去吧！”

修工出发前一天，队长找了个茶饭好的人家，烧了黄酒，炸了油饼，说是专门为我送行做的。饭间他说：“这次本不该派你去，但社员意见大，说队上干部有啥权力不出工，你去若吃不了苦就给我捎个话，我马上派人换你。”他说得很委婉，似乎有同情我的意思。

虎家沟距我家70多华里，天蒙蒙亮我便打起背包，在背包后面插上一把铁锨启程。路上走一会缓一会，到了工地天快黑了。我找到营部办公室报了到、领了饭票，连文书带我去不远处一孔窑洞里住宿。

窑洞修成不久，没有抹面，墙面上头痕迹还在。窑洞没有门间，门口立着几捆阳麦柴堵风寒，柴上不知名的虫子窜来窜去，与人为伴，优哉乐哉。窑洞没有土炕，地上铺了一层麦草。看来看去，咋像农家的狗棚子。狗棚子只卧一个狗，而这个像狗棚子的窑洞要住十多个人。

连文书看我呆呆地站着，有点不耐烦地指着一个空位置说：“你就住那！”我“嗯”了一声，打开背包，取出随我上学5年的牛毛毡铺到麦草上面，将被子折叠起来放在一旁。这就是我这个民工生活起居的小天地。

月亮升了起来，我站在院子一边张望，几十孔高低不齐、大小不等的窑洞摆在靠北向南的阳坡上，在月光照耀下像蚂蚁的洞穴。不足一丈宽的院子里人头攒动，吵闹声、欢笑声不绝于耳。不一会儿，我的同居伙伴陆续走进窑洞，大家谁也不嫌弃谁，一个挨着一个躺着。有的一边抽旱烟一边谝着干传，有的一边按跳蚤一边哼着小调，简陋的窑洞溢满了傻乐欢快的气氛。

挨着我睡的工友是个性格开朗的中年人，他问这问那，很快与我混熟了。他滔滔不绝地说：“工地有民工大灶，每天免费供应两餐，每餐半斤黄米饭或两个一揽子麦面馒头，每天还有一角五分钱的伙食补助。每人每天完成5方土记15个工分，比生产队多了三到五个，有力气的人都乐意在打坝工地干……”不知他说到哪，我已入了梦乡。第二天一大早，随着悠扬的军号声响起，三五成群的民工火速赶往打坝工地。我不敢怠慢，往兜里塞了馒头，扛起铁锨，融入到了民工队伍中。

打坝工地好不热闹。坝头两旁坡面上，几十面红旗迎风招展，白灰刷写的“学大寨，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大干加苦干，下雨当流汗，刮风当电扇”“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标语口号醒目显眼。

为赶进度，营部要求每人每天完成夯实的垫土层5方，每方记3个工分，早完成早收工。我因年龄小、身体弱，推架子车不稳，动不动就把土倒在半路上，往车子上土速度也慢，小组长说我影响小组进度，每天只记我4方土、12个工分。

就这样过了10天，从没吃过大苦的我两手打满了血泡，全身像散了架一样。挨着我睡的工友说：“好乡党呢，你年龄那么小，又是生产队会计，你们队那么多精干劳力，队长咋会派你来修工呢！你快回去找他说理，把你换下来。”

工友的话触动了我，第二天我真的离开了打坝工地。我见到了队长，他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跑回来了？”

队长无奈，又派了一位社员顶了我。

秋季一天，大队召开社员大会，一位副大队长点了我的名：崾岘生产队会计修工跑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久，我的会计职务被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