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经济日报
2019年01月09日
第06版:财经

银监系统“2018款”罚单逼近3500张

据记者统计,去年以来截至1月6日,银保监会以及地方银监系统针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违规行为已经至少开具并披露了近3500张“2018款”罚单。

去年四季度以来新增1400张

据记者统计,截至1月6日,银监系统披露出来的“2018款罚单”数量已经接近3500张,其中银保监会披露20张,监管局披露近千张,监管分局披露近2500张。而据记者统计,截至去年前三季度披露出来的罚单数量约为2100张,也就是说,仅去年四季度以来披露出来的罚单数量达到了1400张,其日均披露量显著高于去年前三季度。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2017年以来,监管罚单的数量逐年递增,甚至是几近倍增。在商业银行收到的众多罚单中,涉及拟上市银行IPO“窗口期”以及新上市银行的罚单受到了广泛关注。

从监管动向来看,拟上市银行违规的成本可能会增加。记者注意到,发审会近期对于拟上市银行所面临的新增行政处罚风险关注度明显提升。多家拟上市银行被发审会问及“报告期内历次行政处罚是否涉及重大违法违规”,或“现有业务中是否存在较大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违规并且面临整改”之类的问题。

河南监管“出手最重”

据记者统计,去年36个银监机构全部开具罚单。

其中,2018年开具罚单最多的是河南省,河南监管系统开具了334张罚单;山东省排名第二位,监管系统合计开具的罚单数量也达到了290张;湖南省排名第三位,罚单数量超过280张;此外,四川省、陕西省、浙江省和江西省银监系统开具的罚单均不低于170张。

对比去年前三季度的情况来看,各个地区罚单数量排名的变化不大。去年前三季度,开具罚单最多的是山东和河南的银监系统。

当然,上述数据的统计时间节点均是以行政处罚作出的时间为标准,并不代表违规行为发生所在时间。从部分明确了违规行为发生时间的罚单内容来看,有的罚单虽然是去年开具的,但相关的调查或检查工作已经应该是之前就已经进行;另一种情况是多年前的违法违规行为由于某种原因,在去年被查实并处理完毕。因此,罚单数量并不能简单地与限定时间内违规行为高发直接画等号。

但是,如果部分地域的银行业机构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收到高于全国均值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且监管部门的披露口径相差不大,才可以明确罚单数量与违规行为的正相关。

各类“潜规则”浮出水面

由于不同区域监管机构对于行政处罚案由披露的详细程度不尽相同,因此,罚单涉及的违规手法可谓五花八门。

如果抛开披露口径的细微差别,商业银行的违规套路也不外乎信贷业务违规、同业业务违规、票据违规、违反审慎经营违规销售、违规流入楼市股市、资金被挪用、违规收费、存贷挂钩、违反国家宏观调控、违规保管、信披违规、公司治理不达标、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存在缺陷等几个大的类型。还有一些银行违规的“主观能动性”较强,属于“故意犯规”。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违规行为具有地域集中度高的特征。例如,票据违规中比较常见的“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等违规行为,多发生在华东、华南等经济发达、外贸交易多的区域;而“存款变保单”等违规行为多发生在三、四线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

当然,部分商业银行乱收费、存贷挂钩的“痼疾”犹存,且此类违规行为跨越地域,在多地发生。

据《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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