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春燕　通讯员　杨 亮

“李振贤，1806元；高延军，2498元； 乔克军，1124元……请念到名字的村民到主席台领取股金。”在村委会会议室，嘉峪关市峪泉镇断山口村党支部书记高建军大声地念着。

2018年8月8日，断山口村的78户人家又一次领到了分红的股金，村民代表个个喜气洋洋。站在主席台前，李振贤当即打开包裹股金的大红包，一张一张地数着“红票子”，脸上乐开了花。

李振贤家有9.03亩地，按照每亩500元的分红金额，今年初次分红，李振贤就拿到了1806元。“到年底，我还能拿到2709元。”李振贤美滋滋地说。

按照分红的步骤，初次分红，断山口全村257口人就能分到14万多元。

“地不用种了，还能分红，20年前想都不敢想嘞。”62岁的村民高进寿说。

2017年12月25日，断山口村被正式确立为嘉峪关市“三变”改革的试点村，村委会一班人的担子一下子重了。在嘉峪关市，断山口村的村情比较特殊，全村80%以上的人都在城里打工，留在村子里的都是些孤寡老人和妇女。“断山口村的土地如果不按‘三变’改革的路子走，全村876.69亩的耕地就全撂荒了。”村党支部书记高建军无奈地说。

“土地是我们家的命根子，虽然我常年在城里打工，但家里的地决不能荒掉。”村民陈鑫说。

陈鑫的想法和全村老少爷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地不能荒，但又没人种。每年一到春耕时节，村委会主任王文忠就很苦恼。

令王文忠苦恼的不是没有致富的路子，而是蹚顺这条路子有点难。往年，在村委会的统一协调下，全村的土地都是统一归拢，然后全部流转给种业公司和种植大户。可问题就在于，每年如何把全村的土地顺利流转出去？其实，从地理位置上讲，断山口村有着先天的自然条件：与周边的村子相距较远，非常适宜制种作物的生长和培育。

2017年10月，记者在断山口村采访时，一家种业公司的技术员韩生辉就告诉记者，断山口村周边4公里内没有其他农作物的种植，对提升制种作物的纯度不无裨益。可是，再好的地理位置，找不上合作伙伴才是最要命的。

2017年12月25日，断山口村被列入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后，王文忠还曾窃喜过。因为在他看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路，在村子里已经摸索了好几年，只是在操作上还有些不成熟。

如何让全村土地流转的路子更宽，更容易找到合作伙伴，村委会一班人沿着“三变”改革划定的路线图一点点地校准方向。经过半年的努力，断山口村快速完成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界定、清产核资、产业合作及培育等基础性工作，将“家底”梳理得一清二楚。

在断山口村，往年与种业公司和种植大户合作时，合作方虽有些顾虑，但出于断山口村的各种利好条件，也都顺顺当当地签了合同。可是今年不行。鉴于制种产品市场行情不理想，很多种业公司和种植大户不愿蹚断山口村的“这滩水”，就怕赔了。

在此情况下，断山口村在2018年4月专门成立了嘉峪关市喜庆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土地等资产进行整合和运作。由于资产明晰了，运作顺畅了，再加上合作社是全村人选举产生的，没有反对声音，很快，断山口村就找到了合作伙伴。一切都谈妥之后，断山口村将土地入股新疆伊斯坦布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甘肃九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土地入股前，村民万国荣还有点不放心，不过拿到分红之后，他乐了。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精耕细作，一年的产量最多也就800斤/亩，刨去农药、化肥等硬性投入，净赚的数额也赶不上入股的分红。

62岁的高进寿干了一辈子的农活，舍不得离开村子。现在，除了能拿到入股分红的一笔股金，还能继续在田里为种业公司和种植大户打工，再赚一笔收入。

王文忠告诉记者，今年的制种玉米和制种向日葵，经过种业公司和种植大户的科学管理、精心伺候，产量比往年好得多，预计全年的分红金额将达到5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