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民

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西南联大是一座独一无二的丰碑。

1959年至1964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有幸成为来自西南联大的大师们的学生——那时，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老师们，正处在事业的最佳时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有三位教授：冯至、杨业治和田德望先生。前两位都曾在西南联大任职。冯先生是北大西语系主任，杨先生担任德语专业主任。冯先生是老北大，杨先生来自清华。在西南联大他们是同事，1952年院系调整，杨先生也成为北大的教授。

我在北大读德语专业时，冯先生给我们上四年级的文学选读课，杨先生则教我们大学最后一年（五年级）的德语精读课。我还有幸成为冯先生在北大指导的最后一批写毕业论文的本科生。现在的学生，可能难以想象，北大的一级教授、名闻中外的学者和诗人冯至，会亲自指导本科生写毕业论文。这在当时却是一种通行的做法。冯先生在指导完我们这些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后，就调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工作，是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

因写毕业论文，我们几个同学多次到冯先生位于北大燕东园的家中。论文的内容，是写一篇研究、评论德国浪漫派剧作家克莱斯特《破瓮记》的论文。辅导论文的形式，是定期在冯先生家的客厅，我们听冯先生的指导，冯先生解答我们在写论文中遇到的问题。虽然我们已上过德国文学史的课程，但冯先生还是就作家及其作品为我们补了两次课，列出我们需要阅读的文献，要求我们为各自的论文写出详细提纲。

当时，我打算写一篇关于克莱斯特的世界观及创作方法的论文。提纲交上去，不久冯先生在提纲上写了评语，并与我谈话。一方面，他指出我的题目太大，另一方面也没有否定我从“世界观及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剖析作家，不过他指出，在选择评论的作品时要有重点。他还针对我的题目，给我开出了需参阅的梅林、卢卡奇和勃兰兑斯等人的相关文论。这样，按照冯先生对初稿的评语和修改意见，我将论文又进行了数次修改。定稿交上去后，冯先生给了一个毕业论文的最高分——5分。

如果说，冯先生是德语文学专家的话，杨业治先生则侧重于语言学。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在清华的资格很老。他在清华的学生李赋宁教授曾说过，杨先生除了德文外，还通晓两门古老的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对德语的方言也很有研究，记得他在给我们上课讲授施托姆的《茵梦湖》时，还讲了有关低地德语的知识——施托姆的家乡在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在西南联大教德文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冯至、杨业治先生外，还有一位洪谦先生，他是最先把西方逻辑实证论介绍到中国的哲学家。幸运的是，1964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大外国哲学所工作，而洪谦先生是这个所的所长。这样，我又从洪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洪先生很幽默，记得有一次说起他的儿子，他来了一句“他比我有名”——洪先生的幼子洪元硕曾担任北京国安足球队的主教练。

严宝瑜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回北京后，在清华大学毕业留校，1952年院系调整后也来到北大，曾留学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在四年级，他教我们中德文互译的翻译课。严先生还是位音乐家，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满怀悲愤和激情创作《送葬歌》。他曾经说，这首歌深受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旋律的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内传唱一时的民主德国歌曲《蓝旗歌》（艾斯勒作曲），也是由严先生译配的。

我们北大西语系59级英、德、法三个专业的同学，在三年级时还共同上过欧洲文学史课，那可真是知识的盛宴！李赋宁教授（西南联大时的讲师）为我们讲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英国文学；为我们讲授英国文学的还有杨周翰先生，他是《欧洲文学史》一书的主编之一，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讲法国文学的是吴达元和闻家驷先生，在西南联大时，他们已是教授；而德国文学则由系主任冯至先生讲授……

上欧洲文学史课，已成了一个甲子前的往事，而上面所提到的来自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均已驾鹤西去，他们的道德文章将永远留在一代代学生的心中！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