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前段时间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确诊病例赵某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包含其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照片等在社交平台上被大量传播，有网友联系到其此前在多家酒吧的活动轨迹，而对其私生活大加挞伐甚至是谩骂。目前，针对“病例赵某个人隐私疑被泄露”一事，成都公安已介入调查；网传赵某朋友圈截图系冒用，当事人已报案。

    毫无疑问，大家关心病例的活动轨迹是正常表现。但由个人活动轨迹而自行对确诊病例的个人道德和私生活进行脑补“画像”，显然超出了合理限度，也未尝不是在扭曲疫情防控的焦点。

    应该明确的是，确诊病患本身也是受害者，在不违反防疫规定的情况下，她的任何活动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都是个人自由。这一点，不能因为她成了确诊病例就有变化。从现实来看，一位20岁的姑娘有着丰富的休闲生活，这在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因为她被确诊了，就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她的行为，甚至想当然地对其个人私生活“贴标签”，这已经构成对个人权益的侵犯，陷入了群体性的窥私狂欢之中。

    当前，公布个人活动轨迹已经成为疫情防控的标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确诊病例配合流调，如实告知自己的个人行踪和生活信息，并在防控部门的统一规范下公开，依然是一种个人隐私权的让渡，而非彻底否定隐私权，并且其公开程度也只服务于疫情防控的必要需求，有着明确的边界。换言之，任何突破这种边界的“扒私”行为，都已经越界。

    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的确重新定义了诸多行为的边界，但有些逻辑、有些常识依然成立。比如，对于不实的信息少一点传播和添油加醋、对于遭遇病情的个体多一点同情、对于个人隐私权有起码的尊重、对于陷入网络暴力的个体多一点恻隐之心等等。这是在提醒每个人，应该有意识地避免成为“加害者”，对“真相”有起码的辨别能力，对“是非”有应有的洁癖。

    无论如何，疫情风险应该被充分认知和应对，但对于伴生的、并且由我们自己所制造的对他人的伤害，同样不能视而不见——其指向的对人心、对道德体系的“污染”，带来的破坏力可能不亚于病毒。

    当然，由确诊病例信息所引发的对个人信息的过度解读和“深扒”，或许也应该引发思考：在疫情防控已经过了最复杂的时期后，病例通报的个人信息部分应该公布到什么程度，如何尽量避免引发对个人隐私的“次生灾害”？  （摘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