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玲 辛红娟

    《道德经》文本虽然含宏万汇、言丰意赡，究其本质却是一本老子写给“圣人”“侯王”等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之人览阅的道德宝鉴。“无为”概念在《道德经》中特别重要，这个建议给圣王的策略十分简单，即是仿效水的无为、不争和善利万物。水无作为，却沉淀杂质澄清自我，滋养植物生长。与之相似，真正的圣人总是无为，那种耽于学习与实际事务的人的深思熟虑的“有为”，总是徒劳无功。

    1988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句，将《道德经》英译推向一个历史高点，美国有八家出版公司争着出版英译《道德经》，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公司最终以13万美元购得史蒂芬·米歇尔（StephenMitchell）译稿的出版权，该书出版后短短八年间，总计发行55万余册，其版权之高、发行数量之大，影响之广泛，在《道德经》英译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能够在众多英译本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源自译者米歇尔对《道德经》“无为”“不争”等治理思想的深刻体认，不仅迎合了赞助人的需求，也满足了经济滞涨时期人们从中汲取管理智慧、推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2011年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就职演说中援引《道德经》“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表示将用道家“不争”思想践行《联合国宪章》的时代精神，将这一智慧应用到工作中，与各国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求同存异，消除争端，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理性文化的终结和机器文明的崩溃。面对战争的到来，宗教组织瘫痪，即使名望很高的学者和教会领袖也无法把人们从战争的阴云中拯救出来。劫后余生，许多学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对西方文明深感绝望。他们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中，寻找到一种植根于自然本能、追求和谐、遵循宇宙规律的理想样态，认为只有这种向内用力、十分含蓄的文化才是解救欧洲危机的“良药”。老子哲学中反对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主张和谐的观点，引起一大批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文化学者的共鸣，他们认识到老子思想对于消弭人类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学者们在与东方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发现《道德经》中反战、斥战的和平理念对缓解社会的冲突与动荡具有时代性的意义。他们厌恶争斗，反对穷兵黩武，向往老子所描绘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平生活状态。以亚瑟·韦利为代表的西方译者大多在英译《道德经》文本中凸显“和平”“反战”理念。（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