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忠富

    万历十年（1582年），一代首辅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张居正能得到这样的封号，当然是实至名归的。清代思想家魏源曾评价道，“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梁启超更称赞张居正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如果没有张居正当国十年的改革，明王朝肯定早就衰落了，何来“万历新政”呢。对此，在张居正呕心沥血辅佐下成长起来的明神宗肯定是心知肚明的。

    然而令人吊诡的是，当张居正逝世后言官把矛头指向他提拔的官员及其本人时，明神宗竟然一一应允，而且下令对张居正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其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明神宗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才为张居正复官复荫，算是给张居正平反昭雪，还他一个公道。明神宗之所以上演过河拆桥的无情之举，源于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相权强于君权，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这可是大忌。

    张居正绝顶聪明之人，难道他不知道其中利害？其实，这也是张居正不得以而为之。明神宗登基之时年仅十岁，一个孩子要领导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张居正位列首辅攥住权力后团结大太监冯保及李太后，全力辅佐明神宗，对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开出了一系列的药方，使得明王朝又重新精神抖擞起来。不过，张居正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明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因此，当张居正逝世后，明神宗就对其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这种只顾自己发泄愤懑的任性胡为，其实反映出明神宗的短视与无能。在他心里，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孰轻孰重，他是分不清楚的。

    传记作家朱东润认为，中国历史像张居正这样划时代的伟大人物寥寥无几。张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朱东润长期关注张居正的成长历程、仕途沉浮及成就，其所著的《张居正大传》包括鞠躬尽瘁等十四章，以确凿可信的史料描述了张居正的一生。

    张居正从一个普通家庭起步几经沉浮，终位极人臣。面对明朝弊政，他不惧难关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譬如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等，扭转了明朝后期的颓势。不过，张居正担任首辅时确有不当之处，譬如“夺情”被视为贪恋权力、乘坐三十二人抬的超豪华官轿被视为作威作福等，这些都成了言官弹劾张居正的把柄。本书不仅刻画了张居正这样一位有作为的历史人物形象，也揭示了封建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是了解张居正及明代后期的振聋发聩之作。